从这几年工具行业销售形势的发展脉络看，除了上面提到的政府强势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外,从2013年开始，也出现了一股正向推动力——那就是新一届政府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一再重申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不搞大起大落的宏观调控，而是明确提出通过改革创新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这种正确的政策导向，对全国制造企业和工具企业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丢掉了指望政府再次出手救市的幻想，其次是一批走在发展前列的企业，认识到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轨道，自觉加速了“调结构，促转型”的发展步伐，2013年工具销售开始止跌回稳，2014年又出现了可喜的小幅回升，尽管受到宏观经济持续下滑大背景的牵制，最终未能扭转乾坤，实现全面反弹，但是下降幅度收窄，这个成绩也是来之不易的。这两年，传统的低端高速钢标准刀具销售大幅度下滑，即使是大厂名牌产品也不能幸免，很多企业下降幅度达到30％左右，而2015年国内刀具市场整体规模下降9.6％。两个数字的差距，说明制造业在低端刀具需求大幅下降的同时，对现代高效刀具的旺盛需求有增无减，这一减一增说明我国制造业对刀具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广大工具企业应该高度重视这种需求的重大变化，必须义无反顾的在供给侧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目前看来，一批走在前列的工具企业，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虽然目前还难以用精确的统计数据来描述这种进步。因为高端和低端，在某些领域很难用明确的数字来划定“分界线”。最终的评价标准应该是用户的使用效果，而不仅仅是制造商制定的标准高低。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一些代表性行业的现场调研来评估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成果。以现代汽车制造大量使用的“三高一专”高效刀具为例：在“十一五”末期调研显示：主机厂（动力总成）的刀具国产化率在10%－15%左右，到“十二五”末期调研时发现，国产化率普遍达到25%－30%，进步是明显的。当然，高端刀具国产化的比重，在制造业的各个子领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工具行业内部，各企业间调结构的步伐也表现出很大的分化现象。总体看来，目前会员企业中，在新形势下能做到扬长避短、准确定位，走上了适合自身的转型升级之路并取得显着成绩的，比重不足30％。大多数企业在“调结构、促转型”方面做出了努力，取得了进展，在宏观形势有所缓解（如2014年国家定向微刺激发挥作用）时，很快恢复活力。但经济下行压力增加时，再度陷入困难，主要原因是创新和应变能力不够。还有少数企业在观望等待，指望政府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这部分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传统刀具生产商，连续出现了深度下滑，情况堪忧。总的看来，工具企业转型升级取得的成绩，纵向比较进步明显，但与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需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后，中央通过反复探索和总结，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近年来，大家有一个解不开的疑问：为什么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的阻止？实际上这个问题不是马上可以找到正确答案的。这几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就是要解决对经济形势怎么看和怎么干的问题。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深化认识的过程。现在已经明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这是中央在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后选择的经济治理药方。
经济学界指出，回顾这几年的发展走了一些弯路，主要原因就是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没有能够及时认识和把握新常态的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搭上了全球化的顺风快车，发展得太顺利了（尽管付出了资源、环境和社会的沉重代价）。今天，这条粗放式的快速发展之路走不下去了。但人们在前期的经济发展中，意识深处形成的惯性不易改变，使得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在观念上和措施上都没有得到及时的转变和准备。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经济形势也有一个通过实践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他们在上任的时候，已经看到上一届政府采用强刺激产生的后遗症：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现象。所以针对性的提出要重启改革，恢复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随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坚定地推出了史上最全面、最完善的改革顶层设计，我国停滞了十年之久的改革重新启动，庄严宣告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全国为之振奋，也赢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对我国新一届政府治理经济的政策取向，英国巴克莱银行用“李克强经济学”把它概括为“不刺激、去杠杆和重改革”这三重解读。这种解读虽然并不十分准确，但反映了外界对中国经济走上转型升级之路充满期待。总之，本届政府开局良好。但随后的运行情况表明，经济转型升级之路远非坦途，充满了矛盾、阻力甚至斗争。原来以为，通过简政放权、下放审批事项、对内对外扩大开放、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大力推进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组合拳，会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大释放发展潜力，从而改变过去政府包办代替，通过货币放水强行刺激经济的老套路。但几年实践下来，这些看似能释放经济活力的改革措施，远未达到原定目标，甚至可以说收效甚微——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有增无减。
特别是最近两年，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压力下，政府被迫把经济工作的侧重点放在稳增长方面，以便使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防止出现硬着陆，目的是为深化改革创造必要的条件。这种设想和意愿当然很美好，但现实很残酷。根源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出现了青黄不接的严峻形势：原来以出口导向为主轴的三驾马车的发展动力迅速衰减，而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远未形成。迫使政府为了稳增长，重新启用投资刺激的老套路。这几年一路走来，政策取向从不刺激，到微刺激，到定向刺激，最后从去年末到今年初，实际上再次出现了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从发表的数据看：和“四万亿强刺激”时期相比，今年1季度4.6万亿的新增信贷与2009年1季度持平，而且新增社会融资总量达到6.5万亿，超过2009年1季度的4.7万亿。显然这是和改革目标背道而驰，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走到今天这一步，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在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面临两难选择：若改革力度太大，长期积累的矛盾会迅速引爆，经济出现硬着陆，这个后果对中国、对全球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另一方面，假如不断通过扩大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但投资的边际效应在递减，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杠杆率提升问题在加重，积累的金融风险与日俱增，迟早也要爆发。即使不爆发危机，另一种可能的后果是，企业背负过重的债务将会发生长期的、像日本那样持续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增长放缓。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形势，使得政府在宏观政策取向上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看法，指出所谓两难选择，仅仅是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和产能过剩的国有企业回避改革阵痛的借口。他们指出，今年一季度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国有企业，都在投资上做加法，银行也拼命放贷，如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5.7%，而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22%。在处置产能过剩的僵尸企业方面，也没有做减法，反而期望通过扩大投资来做大分母（资产），从而降低杠杆率。这种做法，同调结构的大方针背道而驰，十分危险！所以，解决当前我国的经济困境，唯一的出路是坚定地重启改革，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宏观政策不能左顾右盼举棋不定.
